中國模式

法國新聞工作者董尼德的《幻象帝國》，則是一部總結了「習近平上半場」的作品。「上半場」指的是習近平自接任總書記到二○二五年中為止。在十二年前，因著胡錦濤「一次全退」的決定，習近平得以在二○一三年初名正言順將黨、政、軍三大權力一次收攏到自己身上。今時今日回顧這個關鍵時刻，確實可以發現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是日後中國政治、社會文明發展的分水嶺。胡錦濤、溫家寶執政時代，中國在商業經濟上致力從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門融入世界市場；對內治理上，網際網路和媒體還有監督、議論的空間。無論公共知識分子推動的「新公民運動」，或者民間律師倡議「依法維權」，都為中國的體制改革留下了進步的可能。但從胡、溫到習，不只是人事的更替，更是執政路線的大轉變。文革結束後，一般論者同意中國經歷了兩段較為開放的時期，第一段是一九八○年代，第二段是兩千年前後。但習近平一掌權，中國的第二段開放時期迅速收縮終結。胡、溫執政時期，中國國力快速增長，但尚且以「和平崛起」來敘事。到了習近平掌權，依靠經濟收買和武力脅迫的對外擴張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主旋律。這是《幻象帝國》整部作品的基調。

全球化重塑了中國經濟樣貌，反過來中國也帶給世界政治經濟新因子。許多人期待或擔心中國正在改變全球遊戲規則，但是也有不少人質疑中國的能力與意願。在本書結論中，我將總結回應三個問題：中國是否會落入發展陷阱，美國為何抵制「中國製造2025」產業升級計畫，以及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的理論挑戰。（編按：本文是《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結論部份的轉載。)

台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但牽涉海峽兩岸各自的歷史進程與身分政治，更涉及對發展與分配的價值判斷，因此多年來一直「說不清」，甚至「不可說」。從中國政府角度，過度讚揚台商對中國經濟之「貢獻」，有失「顏面」。從台灣角度，對「威權發展主義」採取批判者，不會聚焦於「貢獻」，而著重分配與剝削。對台灣，台商的政治效應更不容易分析，畢竟台商這個集合名詞承載了負荷過重的意義，「奇美」、「旺旺」、「頂新」、「台積電」、「聯電」、「鴻海」等等，各自攜帶著差異的政治想像。西進的台商作為「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產業」，更被賦予迥異的工業價值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