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正在施虐、霸凌或進行不義勾當的人是普通百姓時，多數人會義憤填膺並願意主動上前阻止。但如果現行犯是總統、國會議員、各級官僚或軍警，人民會卻可能出於各種原因，認為政府或政府代理人做這些行為時，我們應該讓他們得逞。《暴民法》這本書的用意是為了指出，這種矛盾其實是一種道德思考上的謬誤。
不管您是誰或誰的誰，落實零時差的正義是一種道德義務？
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
對加害者做法律的起訴或道德的控訴，是轉型正義的主要任務之一。不論台灣是否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的追訴，對邪惡行為的反省都是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鄂蘭「邪惡庸常化」的概念並指出，鄂蘭對納粹領導人的理解是錯誤的，她對邪惡的解釋也非常片面。艾緒曼事實上是一個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然而，鄂蘭卻指出了一個政治哲學中恆久的議題，以及所有政治體制中的公民所面對的普遍課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義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