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油罐車可以開到多遠的地方?

轉型正義油罐車可以開到多遠的地方?

近期,有人戲稱賈永婕董事長是2026年台灣轉型正義的油罐車,因為她幾乎是每天一爆地讓台灣社會、新聞媒體、輿論「重新」認識台灣解嚴前後的黨外民主運動,但是,重新認識也揭示了一個直接的問題——對某些(而且還不少)的台灣人來說,那些被「我們」認識、理解、推崇的歷史可能從來就是不清楚、不認識,不知道的。
轉型正義議題大爆發當然是喜聞樂見的現象,但不應該只寄望於特定的個人,如何從體制與結構中創造更多的契機、投入更多的資源、強化行動與實踐的信念,才有可能讓轉型正義成為這個社會毋庸置疑的常識。我們現在對於台灣歷史與民主的理解,必須認真且持續地透過教育推廣,才有可能降低代溝所形成的認知落差。更不要說,現在還得更進一步面對認知戰、免洗帳號在社群網路上用假消息來洗歷史。

過去的就過去了?民主化後的前威權法官與不正義

過去的就過去了?民主化後的前威權法官與不正義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

《台灣六位總統剖析》書評:典型「黨國觀點」的示範

《台灣六位總統剖析》書評:典型「黨國觀點」的示範

最近筆者受國際期刊編輯的邀請,為康培莊(John F. Copper)教授的新書Taiwan’s Presidents: Profiles of the Majestic Six寫書評。本書透過訪談、個人紀錄、以及資料分析,為台灣的六任總統做紀錄以及評論,從兩蔣時期一直到蔡英文(不含中間短暫接手的嚴家淦)。不管從政治學或者歷史學的觀點切入,這本書都會提供台灣研究一個很好的素材。而本書作者最特別之處在於,在作者序就開宗明義特別強調,作者本人親自見過這六位總統,因此可以提供很不錯的第一手觀察。作者指出,本書的目的是要解析六位總統獲得權力的過程、執政時面對的重大挑戰,以及分析他們執政的成績,做一個功過的評比。

2025 Action!519跨校人權轉譯聯展

2025 Action!519跨校人權轉譯聯展

編按:「挖掘在地歷史運動」是由來自全國各地校園、地方館所、國際社群與數位科技團體共同發起,為一場由下而上的民主行動,透過揭露歷史真相、普及轉型正義教育,深化公民對過往不義的理解,提升社會整體對民主價值的認識與參與,強化台灣的民主韌性。【2025 Action!519跨校人權轉譯聯展】活動於今天開始,相關展區資訊請參考內文與留言區,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你是軍人,還是法律人?」── 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軍法官的角色與影響

「你是軍人,還是法律人?」── 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軍法官的角色與影響

「你是軍人,還是法律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訪查任職於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軍法官時,反覆向他們確認這個問題。軍人的職責簡明,需要服從上級命令,在威權統治時期還要效忠領袖。相較之下,軍法官的身分有些特殊,他們不只是軍人,還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在法庭上需要依法審判,也應能理解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權力分立的分際。那麼,當有權介入審判的領袖──例如蔣介石──是個沒有法律專業素養的獨裁者,可以輕忽法律規範而作成「死刑可也」的裁示時,此時坐在審判席上的你,應該當一個軍人還是法律人?
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作品(2021、2024),對威權統治與司法鎮壓進行研究,而對軍法官有了不同的認識,我們期待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對威權政體、國家鎮壓下的司法體制與台灣研究有更多的貢獻。

韓國6小時內推翻戒嚴,台灣卻實施38年: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

韓國6小時內推翻戒嚴,台灣卻實施38年: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深夜無預警宣布戒嚴,雖然韓國國會在6小時內推翻戒嚴令,仍引起全球嘩然。韓國短暫的政治風波也喚起許多台灣人的記憶,上個世紀末,台澎與金馬分別經歷38年與45年的戒嚴時期,時間跨度在全球僅次於敘利亞。這段戒嚴的歷史離我們似遠若近,2024年12月25日的週三青年日講座即以「戒嚴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威脅來臨時,如何在危機中保衛民主」為題,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主持,邀請台灣民主運動影像工作者邱萬興、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特搜!台灣都市傳說》作者謝宜安以及台灣智庫輿情與民調中心主任郭玫岑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出席,共同回顧台灣是如何走出戒嚴、走向民主。

書介:《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書介:《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如何理解威權統治的影響與遺緒,成為新興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蘇聯解體後,中東歐社會探索自身歷史的經驗,也有些作品透過各種書寫與翻譯而引入台灣,但相較於主流關注政治、法律與歷史面向上的討論,衛城出版的《他們說我是間諜》則藉著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特殊性,進一步呈現更加微觀的「威權統治下的人生」。

什麼是政治檔案?政治檔案的內容是什麼?

什麼是政治檔案?政治檔案的內容是什麼?

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為了推動轉型正義,在2016年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19年通過《政治檔案條例》,這些條例所要推動的工作,無論是黨產、真相調查、解除威權崇拜、平復司法不法等,皆依賴一項很重要的材料──「政治檔案」。然而,「政治檔案」是什麼?檔案內容又寫了些什麼?

政治學視角下的情治機關研究:秘密警察、線民與情報能力

政治學視角下的情治機關研究:秘密警察、線民與情報能力

日前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被媒體報導過去曾擔任過國民黨政權的線民,協助威權時期的調查局監控反對運動人士,讓線民、情治機關與轉型正義等關鍵字成為近期台灣社會的熱門話題。事實上,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政府皆需要透過情治機關來蒐集情報以維持國家安全。雖然相關議題可公開研究的資料不多,但仍受到不少政治學者的關注。到底政治科學家是如何研究情治機關呢?情治機關的運作與政治、統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