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慶軒

如何理解威權統治的影響與遺緒，成為新興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蘇聯解體後，中東歐社會探索自身歷史的經驗，也有些作品透過各種書寫與翻譯而引入台灣，但相較於主流關注政治、法律與歷史面向上的討論，衛城出版的《他們說我是間諜》則藉著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特殊性，進一步呈現更加微觀的「威權統治下的人生」。

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為了推動轉型正義，在2016年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19年通過《政治檔案條例》，這些條例所要推動的工作，無論是黨產、真相調查、解除威權崇拜、平復司法不法等，皆依賴一項很重要的材料──「政治檔案」。然而，「政治檔案」是什麼？檔案內容又寫了些什麼？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威權政體中憲法是沒有意義的政治文件，憲法對於任何政府的權責規範或者對於人民權利義務的保障，都不過是沒有實質內容的文字而已。那麼，既然憲法無法約束威權統治，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中央要進行修憲？修改一個普遍認為沒有約束力的文件，究竟有甚麼意義？

威權政體中握有政治權力的菁英，若預期自己在民主化後會被「轉型正義」，必然會抗拒民主化。另一方面，受到威權統治壓迫的政治異議組織，理應在民主轉型後依據政府檔案調查政府暴行，對威權統治菁英進行司法制裁。若是如此，民主化應該是激烈的對抗，但為何有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地進行？這些國家的轉型正義又是如何實踐？比較政治學者Monika Nalepa以東歐國家為例，提出了另一種見解：歷史真相帶來的艱難，將使政治異議勢力難以實行轉型正義，但卻由於面對歷史真相是如此艱難，反倒給予前威權統治菁英保障，使他們無懼政體轉型，而願意交出政權。

作者在前篇透過比較巴西、阿根廷與智利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得到兩個觀點：（1）過去威權統治越是採用司法鎮壓，民主化後追求轉型正義的強度會越弱；（2）司法菁英參與過去威權統治與鎮壓的程度，會影響民主化後採用司法途徑審判過去危害人權的可能性。本文將先介紹國民黨政府如何透過訂立法律與利用軍事法庭進行政治鎮壓，再說明臺灣與南美三國的差異。我們會看到，從形式上來看，國民黨政府的司法鎮壓與智利相似，是採用一般法院與軍事法庭並用的體制。然而，國民黨政府卻不似南美三國在軍事政變前曾存有權力分立的傳統，因此蔣介石在集權與控制司法部門的過程並未受到司法菁英的挑戰。

本文為大家導讀《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書，這是由「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十月時發表的專書，由文史工作者、律師、人權工作者與學者共同完成，內容涵蓋了民間社會自力研究與調查的臺灣轉型正義階段性成果。
　
轉型正義包含三個主要的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不過，臺灣目前只有在賠（補）償加害者的工作上做得比較好。本文從南美洲國家案例出發，先了解這些國家如何追求轉型正義，再回到臺灣經驗，以理解我們所要面對的困境與挑戰。本文主要討論：獨裁者如何在「司法手段鎮壓」和「非法手段暴力」之間做選擇，以及其後果是什麼呢？

「問，誰來撫慰這些受苦、受傷害的心靈？」台灣社會對於威權統治的恐懼，形成一種對政治犯及其家屬歧視性的社會氛圍，使這些人備受排擠與孤立，宛如被汙名化的疾病帶原者般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在威權統治之下，監獄的矯治功能可以為政治服務，用來糾正與教化政治異議者「偏差」的價值與行為，使他們出獄後順從統治。

然而，有些時候威權統治者會將政治異議者視為「病患」，透過醫院與治療的過程對「健康」重新定義，告訴異議者一件事情：反抗統治的行為出自於行為者的不健康、不健全或者不正常，使之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倘若能夠治癒疾病，則必然不會表達政治異議。

威權統治者通常將政治異議界定為「敵人」、「罪犯」與「病患」等三種身分而加以鎮壓，其中「敵人」是構成「罪犯」與「病患」的基本要素，「罪犯」則是組成「病患」的元素之一。本文討論「敵人」與「罪犯」兩種身份，解釋統治者如何使用國家暴力維持他的統治地位，並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威權統治經驗進行舉例說明。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楊鴻儒的研究介紹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