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自由之家」的年度調查，全球已經連續九年處在民主退潮中。也就是說，自2006年以來，每年自由分數衰退的國家要多於增長的國家，而2014年尤其慘烈，自由衰退的國家是自由增長國家的幾乎兩倍。進一步追究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為何在二十一世紀出現頹勢？有些國家是因為個別內政問題，如蔓延的貪腐問題（菲律賓）、無能的政府治理（巴基斯坦）、難以消彌的族群衝突（肯亞）、日趨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墨西哥）、政治菁英對憲政體制的藐視（泰國）等，讓該國人民與統治菁英對民主體制喪失信心而放棄。但也有一些國家則是受到俄羅斯、中國、委內瑞拉這些看似更有效能的威權政體的鼓舞而漸漸遠離民主的。
理性中立客觀的台灣人琅琅上口的一句話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兩大黨政治人物都好爛歐」。但是不論採用何種概念定義民主，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一個活動就是人民參與參與政治過程，特別是投票，並利用選舉選出較好的官員，同時節制政治人物的行為。因此這裏隱含了一個假設，就是人民必須觀察政治人物的行為，並基於他們的行為決定要不要讓他們連任，或是要不要支持他們的同黨候選人。換言之，如果所有人都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漠不關心，那麼民主政治的課責能力（也就是透過民主機制要求政治人物對自己的行為負政治責任的能力），就有了嚴重缺陷。
太陽花社運真的帶起了青年參政的風潮嗎？這麼多不同的政黨及社運團體提供的選舉資源，真的讓更多的青年投入基層村里長選戰、跨越選舉經費資源不足的門檻了嗎？假如青年真的參與選戰，真的有『翻轉基層』嗎？對於原本長期被無黨籍、國民黨籍壟斷的村里長選舉，又會有什麼影響？
這些問題的核心指出台灣選民需要一個投給青年的理由，也就是說要說服選民『為什麼青年比較好』。
利大於弊（Z>B）絕對是2014年台灣社會的最熱門關鍵詞之一。馬總統和政府不斷強調與中國簽訂服貿協定是利大於弊，不過，看起來人們似乎不太買單這個說法。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時就要來配上鐵獅玉玲瓏的台詞：「代誌沒這麼簡單，鏘鏘鏘鏘鏘~」本文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告訴大家，為什麼單憑「利大於弊」無法說服人們去支持貿易協定。
太陽花運動即將屆滿一週年。若要說太陽花運動帶來什麼樣的啟示，我們期待見到的是，「政治」真正走入每位公民的日常生活當中，人們不再認為「xx歸xx、政治歸政治」，希望社會大眾能對各種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能有更多的討論，如此才能讓台灣民主更深化。
在這個值得大家好好反思的一週年時刻，菜市場政治學將與社會科學科普網站們「聯播」推出專輯，包括芭樂人類學、歷史學柑仔店、巷仔口社會學。
我們將於3/17日開始推出菜市場太陽花專輯，首波包括三篇專欄文章：
〈為什麼「利大於弊」無法說服人民：關於自由貿易，人們所想的是…〉
〈太陽花帶動了青年參政？2014村里長選舉中並非如此〉
〈民主鞏固與公民社會〉
在太陽花運動後，割闌尾罷免運動一路從2014年夏天持續到2015的情人節，最後在南港、內湖的祭止兀罷免案中以投票率不足而告一段落。這雖然不是我國第一次的罷免案，卻是聲勢浩大、由民間逐步力推過兩階段連署後成案，可說是我國民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本文將透過這次割闌尾罷免案的資料，來估計割闌尾團隊擺攤遊行、以及中選會砍投票所的影響。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月份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專訪時說：「從華語地區來看，台灣、新加坡、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四個地區，被殖民最久的卻是最進步的地區，這令人尷尬。」 許多媒體直接下標題：「柯文哲說：被殖民愈久愈文明」，因此引發軒然大波，有超多人砲轟他缺乏文史素養，有人舉出被殖民但是發展很差的國家反例，有人指出不該說哪個地方（尤其中國）不文明。（事實上，若單從這段訪問原文來看，「被殖民」並不是「愈文明/愈進步」的要件）。這麼多人跳出來指責柯P人文素養不足，但是看來看去好像沒有人真正舉出一些具有人文素養的答案來告訴大家為什麼柯P是錯的啊？本文嘗試討論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如何看待殖民的後果。
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在北京登場，來自港區的政治菁英們，在會中與北京同調，再次確認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首長是一項使命必達的「硬任務」。
為何面對2014年才剛轟轟烈烈結束的雨傘革命，香港的政治菁英似乎不為所動？為何來自人民對「真普選」的要求並未影響菁英們的態度？
這篇文章從「民主化與重分配」的角度，去理解香港政治菁英的態度。以政治學的觀點來告訴大家，香港的貧富差距越來越深刻，當社會財富分配越不均等，人民對於民主化的渴望越大，但卻也正因為如此，政治菁英放手答應政治轉型的機率也越低。
228事件中國家暴力的施用雖暫時壓制政治衝突，卻無法徹底解決當時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疑懼與不滿。此外，1948年後國共內戰情勢逆轉，最終是以國民黨受到廣大中國人民唾棄而進入尾聲，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政府則是輾轉流亡中國各地，在1949年終至臺灣。可以想見228事件後族群關係間的疑懼與不滿，在事件後又受到國共內戰情勢的牽引而變得更為複雜。那麼，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在社會疑懼與不滿的氛圍中重建與鞏固它在台灣的政權？受到國共內戰情勢影響的台灣社會，又在國民黨政府重建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受到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嘗試以這個問題，介紹1949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折。
個把月前，國民黨新科主席朱立倫在宣布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的同時，提出要將台灣從半總統制改為「議會內閣制」的主張。然而，對於內閣制是否能根本解決台灣內部的政黨對立與惡鬥，以及民意對行政機關的不滿，則未多加琢磨。要了解內閣制能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之前，總得先知道內閣制與現行台灣體制是甚麼。
本文的結論是：一、內閣制並不會根本的改善台灣現有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政黨惡鬥＋政府施政政策不反映民意）。不過，若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一起進行改變（由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改為比例代表制或單一選區兩票制〔聯立制〕），則有可能根本的解決現存的問題；二、問題的癥結點並不在於台灣是半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問題的重點是在於台灣偏好兩大黨的選舉制度，以及其後續的影響。同時，作者提醒大家，這三種制度都是民主國家才有的制度，在威權國家裡面去做這類型的區分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