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冷戰結束,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威權國家的解體。這些威權國家由於無法持續獲得來自西方國家的無償金錢援助,因此紛紛解體或是往民主的道路發展。這樣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理解:當你們是交往了好多年的伴侶,其中一方突然要出國唸書了,面對這樣的外在衝擊,你們的感情會更加的穩固還是對彼此說一句忘了你忘了我(王傑,1988)呢?
我們不要冷戰了,好嗎?冷戰後非洲威權國家的權力安排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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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冷戰結束,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威權國家的解體。這些威權國家由於無法持續獲得來自西方國家的無償金錢援助,因此紛紛解體或是往民主的道路發展。這樣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理解:當你們是交往了好多年的伴侶,其中一方突然要出國唸書了,面對這樣的外在衝擊,你們的感情會更加的穩固還是對彼此說一句忘了你忘了我(王傑,1988)呢?
過往的歷史通常是寫著領導人與政治菁英間的觥籌交錯、運籌帷幄,晚近我們開始對於一般大眾的生活感到興趣,而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視角介於兩者的中間,它記載著獨裁者的廚師們,以一般人的、非政治菁英的眼光,述說自己的生活,同時近距離描寫著對這些獨裁者的觀察。
如果說馮客的這一本書為讀者剖析了獨裁者如何奪權的手法,和獨裁者們脆弱的本質的話,那麽他沒有講的那部分,就是他們今日的繼承者可以更可怕,手段也可以更高效——但同時,人民也擁有將暴君扼殺在襁褓之中的能力及更為堅韌的抗爭方法。
幾乎絕大多數的獨裁國家都有選舉,該怎麼區分他們到底是不是民主國家呢?這時就要看這個選舉是否是「真實的」與「自由的」。在有些國家,雖然有選舉,但反對黨永遠不會贏。反對黨有可能被禁止成立,又或是獨裁者透過各種作弊的方式來贏得選舉,也有可能是透過修改選舉制度的方式,來確保自己可以一直執政。
韋伯曾說,國家是暴力行為的合法壟斷者。然而,每個國家使用暴力手段的方式與程度都有所不同,尤其在政權必然要依賴強制機構(coercive institutions)來做統治的威權政體當中,不管是強制機構的設置方式,以及執法所造成的後果,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任教於美國密蘇里大學的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在本書中透過比較歷史分析論述獨裁政權選擇強制機構發展方式的原因,以及不同的設置方式帶來的國家暴力程度及樣態。
【封面故事】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他因而被逮捕,以台幣44萬交保。
「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就會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罪疚感呀。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幾次,你就會越來越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李光耀,1956年)。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