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治之困境》推薦序:事先張揚的警告 ——論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悄然轉變

《威權政治之困境》推薦序:事先張揚的警告 ——論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悄然轉變

大部分有關新加坡政治的討論都圍繞人民行動黨。這樣說,意思有二:第一,政治分析都以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成員、政策、行為為觀察軸心;第二,基於第一點,可以預想,不以執政黨視角為中心的政治分析空間相當有限。《威權政治之困境》是重要的書。這本書展示了新加坡模式的種種警號,也為執政黨提供了真誠的建言。如果人民行動黨漠視書中所言,那麼,使之擺脫威權政治之困境,便不再是新加坡民眾的責任。

什麼是「不自由民主」?有人說台灣是不自由民主、而中國正邁向民主,這有什麼問題嗎?

什麼是「不自由民主」?有人說台灣是不自由民主、而中國正邁向民主,這有什麼問題嗎?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發生以來的33週年,有人發文追悼六四,卻在文中指出「台灣走向不民主、中國走向民主」。
本文主旨即是來分析這個詞的意義,並且將會指出:台灣不管用任何一個國際上廣為接受的指標來看,都是完全的自由民主國家,而且並沒有任何倒退回不自由民主的傾向;反而是中國近年來的民主自由各方面表現都是持續探底的。

一匙鹽有可能改變國家歷史嗎?藉《獨裁者的廚師》觀察威權

一匙鹽有可能改變國家歷史嗎?藉《獨裁者的廚師》觀察威權

過往的歷史通常是寫著領導人與政治菁英間的觥籌交錯、運籌帷幄,晚近我們開始對於一般大眾的生活感到興趣,而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視角介於兩者的中間,它記載著獨裁者的廚師們,以一般人的、非政治菁英的眼光,述說自己的生活,同時近距離描寫著對這些獨裁者的觀察。

我們與中國科技監控的距離——淺談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

我們與中國科技監控的距離——淺談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

香港政府日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起香港民眾的憂慮,更在日前導致了百萬香港人上街頭的「反送中」抗爭運動爆發。但沒想到竟然有與抗爭相關的加密通訊軟體 Telegram 群組管理員被香港警方盯上與入門搜索,讓該群組名單與聊天記錄被港警掌握。這起事件不禁讓人開始反思,是否當我們高度依賴科技的同時,就難以逃離受到大規模的科技監控的可能,甚至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背後監視著你的「老大哥」,就是試圖對外輸出威權的中國政府。

沒有安全感的強國:談中國對外關係的解釋因素

沒有安全感的強國:談中國對外關係的解釋因素

近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似乎有非常大幅度的轉變。人們都很好奇,到底美國對中政策、對台政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對兩岸關係、中美與台美關係產生什麼影響?我們特別轉載了黎安友與施道安兩位學者所著的這篇專書新版序言,這篇新版序言代表的是,一個美國的中國專家對最近美國國內的高層政治劇變進而牽動對中政策的負面看法;同時,這也是一個跟台灣關係密切的中國專家對目前的發展可能影響台灣未來的關切。

軍公教優渥退休福利的政治成因

軍公教優渥退休福利的政治成因

近年來,除了台灣以外,各個亞洲國家也紛紛針對公部門的年金進行改革,和台灣相似,改革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為沉重的財政負荷。
如果獨厚特定的職/行業,當然是會被譴責撻伐。本文想回頭談的,正是這個「歷史共業」的政治成因,也就是這個「歷史共業」哪來的? 為什麼在台灣當軍公教除了有穩定的工作保障外,福利還那麼好? 又,這個「歷史共業」真的是台灣獨有的問題嗎?
畢竟,在民主的時代裡,選民就會用選票展現他們的不滿,當然,如何設計出一個能夠更永續發展的年金制度,以及設計出能夠保障更多人老年生活的退休制度,還有待政策制定者和民間團體的更多討論與互動才行。

哈佛大學怎麼研究中國五毛黨?又有什麼發現?

哈佛大學怎麼研究中國五毛黨?又有什麼發現?

這是第一篇系統性的五毛黨實證研究,到底五毛黨是誰?他們做了哪些事?又有什麼可觀察到的脈絡呢?
本文介紹哈佛大學政府系Gary King教授關於五毛黨的研究發現,就方法論上可說是集大成之作,也不意外的登上了第一名的政治學期刊。但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能一窺中共政府在刪文與禁關鍵字之外,另一種可能面對網路輿論的對應方式:轉移注意力。然而,會做這件事的只有中共政權嗎?

敵人、罪犯與病患(上):國家暴力與威權統治下的三種鎮壓方式

敵人、罪犯與病患(上):國家暴力與威權統治下的三種鎮壓方式

威權統治者通常將政治異議界定為「敵人」、「罪犯」與「病患」等三種身分而加以鎮壓,其中「敵人」是構成「罪犯」與「病患」的基本要素,「罪犯」則是組成「病患」的元素之一。本文討論「敵人」與「罪犯」兩種身份,解釋統治者如何使用國家暴力維持他的統治地位,並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威權統治經驗進行舉例說明。

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看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看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封面故事】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他因而被逮捕,以台幣44萬交保。

「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就會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罪疚感呀。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幾次,你就會越來越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李光耀,1956年)。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