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希臘危機，翻看媒體報導，幾乎都是一面倒批判高福利制度，多數台灣閱聽大眾所接收到的訊息都呈現希臘政府放任浮濫的公務員退休金政策和過低的退休年齡，彷彿希臘人人好吃懶做坐吃山空；再對比出希臘政府高達三千多億歐元的債務，直指希臘高社會福利政策拖垮經濟、削減人民勞動積極性與儲蓄意願，才留下了今日歐盟與自由世界經濟的最大未爆彈。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希臘危機是怎麼來的?：社福不該成為代罪羔羊！
Voting for Corruption? 為什麼選民投票給貪污的政客？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明明是惡名昭彰政客，被以貪汙罪起訴，甚或有貪污、圖利等罪名判決確立前科，卻能一再地在選舉中獲得選票，進而勝選。事實上，這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而是政治學上一個難解的矛盾(paradox)：「貪污不為人所愛，但貪汙政客卻受到歡迎」，這個難解的習題大概可類比於為什麼電視劇和小說當中，劈腿男總是能一再受到女生青睞而繼續劈腿。政治學針對貪汙政客還能獲得選票這個矛盾的現象，發展出了兩種理論，分別是資訊理論與交易理論(trade-off)，另外還有幾個從「對貪汙嚴重程度的預期」來解釋的政治心理學理論。
島國，母語，國際化：淺談紐西蘭的母語政策
去年十月，教育部「國中母語列必修」政策正式跳票。前後兩任教育部長蔣偉寧、吳思華也都用「12年國教修改方向應減少學生考試壓力」來當擋箭牌，國民黨立委潘維剛更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語出驚人地表示「本土語言列必修政策」是個錯誤政策，「錯誤政策要有即時回頭的勇氣」，還說「母語不等於閩南語」、自己的母語是「普通話」(小編：現代台語其實已經脫離閩南語很遠了)。與此同時，諸多官員、專家及民意代表卻對於台灣的英語教育念茲在茲，認為英語教育才是「國際化」關鍵，而母語教育因為「不考試」、「各人母語不同」而被認為是浪費資源。乍聽之下好像煞有其事，但成長於民主時代、被教導「尊重多元」的年輕世代應該覺得這番話聽起來哪裡不對勁，難道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對比式選舉民調的錯誤解讀
媒體一再以抽樣誤差為標準來判定對比式民調中候選人支持度差距是否具有統計顯著性，這是對選舉民調的錯誤解讀。這種錯誤，不但國內媒體常犯，國外亦然。而且不但媒體，連影響重大的政黨提名制度也犯同樣錯誤。本文透過對統計觀念的解釋，說明應如何比較民意調查所呈現不同候選人的支持度。
「不得不」順服？建構一個華人剝削華人的黑工市場
澳洲成為華人移民、留學以及打工度假的熱門國家已不是新鮮事。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學生和背包客在澳洲都過得如想像中的美好，事實上多數淪為打「黑工」，受到雇主的各種壓榨和剝削。「黑工」一詞乃是相對於「白工」而言，其特性在於薪資以現金發放、不需繳稅，但無退休金和保險，薪資也通常遠低於澳洲的法定最低薪資（16.87澳幣，約398台幣）。這些低薪且無保險的「黑工」不僅只發生在背包客較常從事工作的農場和肉廠，在華人餐館和其他各種產業中也隨處可見。
《過勞之島》全球的過勞現象：從歐亞職業病徵的不一樣談起
近日，韓國「Hydis」勞工為了自身權益來台絕食抗議。對於勞工們來說，抗爭同時也是一場奢侈的行動。本文從談論歐洲和亞洲勞動文化的角度，介紹《過勞之島》這本書給大家。對照歐洲國家普遍不認同超長工時的工作型態，全球勞動者雖然都面臨過勞現象，但是為什麼亞、歐對過勞的定義與職業病徵全然不同？對於亞洲勞動者來說，持續扭曲的勞雇權力結構，如果在計算自身獲利、職業傷害、工作時數之間的權衡後，當勞動者面對高工時和高傷害風險的容忍成本大於抗爭成本時，勞動者會不會對既有勞雇關係反噬？而抗爭的範疇是否會擴大呢？
2012總統大選有做票嗎？
隨著2016總統大選接近，2012大選的相關新聞又浮上檯面。當你google相關關鍵字時，進入眼簾的卻是一個動魄驚心的網站：2012台灣總統選舉作票事件簿！對於民主選舉來說，做票意謂著投票這個民主機制失靈，近而使得選出來的勝選者沒有民主正當性。那麼，2012到底有沒有做票？本文將先回應該網站上的判別方法，再提出兩個政治科學界常用檢定做票的統計方法，叫作選舉犯罪學(Election Forensics)。
實驗室裡的太陽花：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有何特殊之處？
2014年三月份在台灣，我們經歷了一場非常大型的抗爭：太陽花運動。許多人說：上街抗議的都是「沒競爭力的年輕人」，台灣一定要簽自貿協定才能夠促進競爭力。政府及學者們拚命告訴大家服貿利大於弊（GDP會增加）、經濟與政治無關，但最後宣傳的效果似乎不是很好，人們還是對服貿有巨大的疑問。其實，到底誰參加社會運動、為了什麼而參加，這些都是可以被檢驗的實證問題。 值得研究的問題有很多，本文主要是想回答幾個問題：是「沒競爭力」的年輕人在反貿易嗎？對於「與中國簽貿易協定」這件事，人們真的能像政府說的那樣子，視為一般的自貿協定嗎？
教義衝突抑或權力之爭？ 利益，權力與什葉派的早期歷史(632-750) ３
本系列三篇文章藉由追溯什葉派的來源與迄八世紀的發展歷史，強調以教派主義(sectarianism)為主的論述存在一定的問題。一般人常會覺得，伊斯蘭的遜尼和什葉分歧是因為對教義的解釋不同而來的，然而，教派與其追隨者並非一個靜止而定型的族群，若我們把現今中東地區的問題一味歸諸於教派衝突，此觀點將忽略教派成型的不同時代背景，以及相互作用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對於權力以及政經資源的爭奪，以及對於繼承人和繼承方式的分歧，這些因素都影響著伊斯蘭的發展。
事實上，一直到今天什葉派也不是單一族群的概念。如同任何教派、政黨或組織，什葉派作為一個大集合的標籤，除了內部的多樣性之外，也隨著外部時空背景的變化而不斷重組、整合並變革。教派以及其衍生的概念可能與不同的訴求結合，成為一種號召力量與正統性的來源；當然，這樣的概念也可能成為行使暴力的藉口。
教義衝突抑或權力之爭？ 利益，權力與什葉派的早期歷史(632-750) ２
穆罕穆德於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島西岸的沙漠城市，麥加 (Mecca)。麥加雖然位在沙漠，但靠著駱駝商隊與以麥加為中心的偶像崇拜所帶來的收入發展出城市經濟與政治的雛型。掌控著麥加經濟與政治的是古來須(Quraysh)部落。古來須由若干個大大小小的部族所組成，其中最重要的乃是Banu Makhzum、Banu Umayya與Banu Hashim─也就是先知所屬的部族。而麥加最有權勢的部族則是Banu Umayya與Banu Makhz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