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韓國「Hydis」勞工為了自身權益來台絕食抗議。對於勞工們來說，抗爭同時也是一場奢侈的行動。本文從談論歐洲和亞洲勞動文化的角度，介紹《過勞之島》這本書給大家。對照歐洲國家普遍不認同超長工時的工作型態，全球勞動者雖然都面臨過勞現象，但是為什麼亞、歐對過勞的定義與職業病徵全然不同？對於亞洲勞動者來說，持續扭曲的勞雇權力結構，如果在計算自身獲利、職業傷害、工作時數之間的權衡後，當勞動者面對高工時和高傷害風險的容忍成本大於抗爭成本時，勞動者會不會對既有勞雇關係反噬？而抗爭的範疇是否會擴大呢？
隨著2016總統大選接近，2012大選的相關新聞又浮上檯面。當你google相關關鍵字時，進入眼簾的卻是一個動魄驚心的網站：2012台灣總統選舉作票事件簿！對於民主選舉來說，做票意謂著投票這個民主機制失靈，近而使得選出來的勝選者沒有民主正當性。那麼，2012到底有沒有做票？本文將先回應該網站上的判別方法，再提出兩個政治科學界常用檢定做票的統計方法，叫作選舉犯罪學(Election Forensics)。
2014年三月份在台灣，我們經歷了一場非常大型的抗爭：太陽花運動。許多人說：上街抗議的都是「沒競爭力的年輕人」，台灣一定要簽自貿協定才能夠促進競爭力。政府及學者們拚命告訴大家服貿利大於弊（GDP會增加）、經濟與政治無關，但最後宣傳的效果似乎不是很好，人們還是對服貿有巨大的疑問。其實，到底誰參加社會運動、為了什麼而參加，這些都是可以被檢驗的實證問題。 值得研究的問題有很多，本文主要是想回答幾個問題：是「沒競爭力」的年輕人在反貿易嗎？對於「與中國簽貿易協定」這件事，人們真的能像政府說的那樣子，視為一般的自貿協定嗎？
本系列三篇文章藉由追溯什葉派的來源與迄八世紀的發展歷史，強調以教派主義(sectarianism)為主的論述存在一定的問題。一般人常會覺得，伊斯蘭的遜尼和什葉分歧是因為對教義的解釋不同而來的，然而，教派與其追隨者並非一個靜止而定型的族群，若我們把現今中東地區的問題一味歸諸於教派衝突，此觀點將忽略教派成型的不同時代背景，以及相互作用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對於權力以及政經資源的爭奪，以及對於繼承人和繼承方式的分歧，這些因素都影響著伊斯蘭的發展。
事實上，一直到今天什葉派也不是單一族群的概念。如同任何教派、政黨或組織，什葉派作為一個大集合的標籤，除了內部的多樣性之外，也隨著外部時空背景的變化而不斷重組、整合並變革。教派以及其衍生的概念可能與不同的訴求結合，成為一種號召力量與正統性的來源；當然，這樣的概念也可能成為行使暴力的藉口。
穆罕穆德於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島西岸的沙漠城市，麥加 (Mecca)。麥加雖然位在沙漠，但靠著駱駝商隊與以麥加為中心的偶像崇拜所帶來的收入發展出城市經濟與政治的雛型。掌控著麥加經濟與政治的是古來須(Quraysh)部落。古來須由若干個大大小小的部族所組成，其中最重要的乃是Banu Makhzum、Banu Umayya與Banu Hashim─也就是先知所屬的部族。而麥加最有權勢的部族則是Banu Umayya與Banu Makhzum。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楊鴻儒的研究介紹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許多談論當今中東政治的論述，往往以「教派衝突」、「教義分歧」來解釋衝突因素與背景。某種層面而言，此類論述無異於將台灣社會的衝突與問題以「藍綠/省籍」一以概之，往往流於片面和過度簡化。同樣的，什葉與遜尼派的分裂與衝突不能用簡單的標籤與單一歷史事件去定義。
本文將談論什葉派形成背景，以什葉派從先知過世後迄阿巴斯革命的發展為論述主軸(A.D. 632~750)。筆者想要強調的是：「什葉派」並非一個靜態且同質的族群，而是有著不同時空背景與訴求的族群所構成的集合體。
在即將到來的2016總統大選當中，語言政策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高度辯論的議題。以全國為實施層級的語言政策固然值得鼓掌，但是要達到母語保存的真正目的，還是要靠第一線的教學者，以及政治人物們是否能夠體認到這一點。母語教學者使用的各種靈活工具所達成的效果顯然比硬梆梆的教育部政策要來得更有成效。在這裡也要呼籲下一屆的總統候選人們，如果妳/你認同母語政策的推行是件有意義的事情，不妨考慮將「微觀語言政策」也納入政見吧！
【封面故事】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他因而被逮捕，以台幣44萬交保。
「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就會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罪疚感呀。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幾次，你就會越來越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李光耀，1956年）。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二○一四年三月，台灣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為什麼會有這場運動？除了反對兩岸服貿議題本身的政治黑箱之外，許多媒體或輿論將太陽花學運的社會基礎，指向了所謂的「崩世代」困境。崩世代是怎麼產生的？筆者與幾位共同作者指出，全球化之下財團更能掌控政府政策，台灣的權貴階級自我複製，資本外移導致創業與就業困難，社會流動停滯與青年貧困，青年世代難以成家生育，其後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問題。然而，青年世代為何、又應該如何面對未來的經濟崩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