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今年6月發佈的最新民調指出「台灣人」認同來到了60.4%的新高點，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都是」者分別都掉到史上新低的3.5%及32.7%。為什麼要調查台灣民眾的認同、「台灣人」認同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台灣認同會逐漸增加呢？台灣認同的升高也意味著台獨或民進黨支持者的增加嗎？
當台灣認同超過60%，代表什麼？
是誰讓Big brother監控你？歐洲通訊隱私的政治角力
斯諾登（Edward Snowden）洩密事件讓人們發現，生活於數位時代的普通人民其言論自由與隱私權是如何受到「老大哥（big brother）」毫無遮掩的窺探與監控。洩密事件剛滿週年，英國國會甫於上週通過了具爭議性的「通訊資料保留及調查權」緊急法案，這項法案授權英國警方與情治機關要求電信公司提供通訊資料記錄，包括電子郵件、簡訊、電話通聯等。這項事關一般民眾通訊隱私與國家監控權力的法案，在英國與歐盟的立法過程中經歷了何種政治角力呢？
為什麼召喚｢沉默大多數｣？有效嗎？
執政者召喚｢沉默大多數｣來動員民意的支持，曾經在美國取得重大成功：1969年尼克森總統發表｢沉默大多數｣的演說，兩周後尼克森總統全國支持率從50%飆升至81%。
馬政府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後，也號召「沉默的大多數」，令人好奇的是，這條動員民意支持的方程式，是否成功複製到台灣的馬政府身上呢？如果不成功的話，民進黨是否坐收漁翁之利？贏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民主的關鍵時刻：印尼總統大選分析
7月9號，世界第三大民主國、第一大穆斯林國印尼舉行五年一次的總統大選，這是一場極其重要的選舉，關乎著印尼甚至是東南亞未來的民主進程。雖然同處於亞洲，台灣也有將近20萬的印尼外籍勞工，但我們對於鄰近東南亞國家的了解卻常常遠不及對美國的了解。這篇文章以第一手的觀察分析為何印尼此次的選舉事關重大？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印尼此次的選舉?
為什麼參加社會運動？有什麼意義？
近來，台灣政治性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種議題鼓動人民走上街頭，但為什麼民眾會參加社會運動？上街頭似乎得不到直接的好處，如果別人衝鋒陷陣，自己反而可以坐享其成，不是比較好嗎？若是覺得民選總統還不錯，就讓其他人去努力，如果運動成功了，即使原本反對的人，到時候自己也能夠投票、也可以參選，那為什麼有人那麼笨要大費力氣甚至甘冒受傷乃至刑罰風險來參與抗爭呢？
「內閣制」真的推不動改革嗎？
前總統李登輝在上週 (6/18) 接受《財訊》的專訪，回應記者詢問台灣應該採內閣制還是總統制時表示：「台灣要改革的時候，如果沒有一位總統來推行，用『內閣制』根本推不動……在民主的基礎下，總統制比較能夠大力推動改革。」此舉不僅是潑了最近重拋內閣制議題的民進黨一桶冷水；也否定了 2006 年回應紅衫軍倒扁運動時，鼓吹以內閣制解決亂局的自己。不過，撇開李前總統對憲政體制的思考如此「彈性」的態度不談，「內閣制」究竟是否相對於「總統制」較推不動改革工作？或許這幾年為了推動「碳稅」這個重大改革，而引起政壇相當大波瀾的澳洲，可以給從未實施過內閣制的台灣一些參考。
強盜、土匪、與他們的盟友（下）
台灣目前似乎面臨著最糟糕的組合：有領土控制野心的境外盟友，以及從來說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只願意在島嶼內據地為王、還是總想著回去哪片大陸的統治者。不過別忘了，在民主制度下，人人都有選擇統治者的資格，而民主制度下的言論自由、多元資訊流通更讓我們能夠分辨與拒絕心不在焉隨時想落跑的土匪以及不安好心的境外盟友。倘若沒有這些民主機制的存在，人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統治集團成為真正的土匪。
強盜、土匪、與他們的盟友（上）
壞人有兩種，四處流竄搶了就跑的強盜，與劃地為王割據一方的土匪。搶了就跑的強盜與村落的關係是短期而暫時的，因此強盜的行為從來毫無節制、能搶多少是多少。就算島嶼終於被掠奪一空寸草不生也無妨，反正海那一邊聽說有個一眼看不完的草原，這裡搶完了永遠有那裡可以去。若是壞人總是覺得有另一片偉大豐饒的神州更值得前往，那麼小島自然很容易被掠奪至盡然後輕易丟棄毫不可惜。
臺灣統獨的民意分布：臺獨是共識嗎？
臺獨是台灣社會的共識嗎？本文分析民調資料指出目前多數臺灣人想要的是「維持現狀」，而「儘快統一」是最不被接受的選項。進一步追問，若宣布獨立不會引發戰爭，有六成五民眾認為臺灣應該成為新國家；若會引起戰爭，仍有四成認為應該成為新國家。此外，當兩岸政經社會狀況一致時，仍有六成民眾反對統一；當兩岸政經社會狀況差距很大時，只有一成民眾贊成統一。
中國的威權鞏固模式與台灣的民主深化危機：寫於「六四」25週年
今年剛好是「六四」25週年。但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六四，彷彿只是教科書上一個遙遠的歷史名詞。天安門、靜坐學生、坦克車，也彷彿只是螢光幕上一個超現實的歷史場景。1989年爆發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是否可能對當前的台灣具有任何啟示？本文介紹「協調財」（coordination goods）的概念，作為理解六四的一個觀點，並以此觀點來理解六四之後北京政權對中國民主化的壓制，進而以此觀點來思考「兩岸政商聯盟」近年來對台灣民主深化的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