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經有位主張統一的宰相說政治不是科學，政治是可能的藝術。那麼民意調查的問卷題目的設計算不算也是種藝術呢？
研究問卷題目設計除了是否設有前提，若答題採開放式，由受訪者自行回答，將造成回應發散。且分析時也可能因為如此除了造成讓每一個選項的有效樣本數都變得非常少，在推論上面若還要加上別的條件來做交叉，也往往會低於統計上最低要求的數字。經過刻意宣傳之後，在外國人眼中就變成：台灣人只會不負責任挑釁中國而不願意防衛自己。
當然，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政大選研中心所做的調查，並非出自前述的問題設計。調查結果呈現了台灣人的三個重要政治態度面向：
一、民主支持度：年輕人支持民主政治、反對威權
二、統獨立場：年輕人天然獨其實是「反統一」
三、自我防衛的決心：七成台灣人願意為台灣而戰
接續系列文第二，本篇文章談同時期(威權時期)金融檢查的制度安排與監理邏輯。這篇文章將指出，由於金融一直是國家的「統治高地」，國家可以透過各種管道控制金融機構，因此金融監理一直未受到重視。這樣的監理邏輯深深地影響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即便日後統合金融監理權至單一機構(金管會)，很多監理邏輯並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越演越烈的兆豐案讓台灣金融市場素來不健全的的形象再添一樁案例。為何台灣的銀行醜聞那麼多? 從以前到現在，不管是陳水扁時期二次金改扯出的政治風暴、還是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被質疑賤賣台北銀行的醜聞，甚至到現在蔡英文時期的兆豐洗錢案，台灣的銀行跟國家的關係似乎都很曖昧。這層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係哪來的? 市場的競爭邏輯為何無法套用在金融市場? 為何台灣許多大銀行的內部稽核都做得不好? 又為何台灣銀行的監理水準似乎達不到國際標準?
每年在台灣到了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總是會有抗議、紀念的出現。然而，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而言，二二八事件所象徵的意義，及其背後所衍生的轉型正義問題其實是非常陌生的。為了讓讀者瞭解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對台灣的重要性：首先，本文將來談談轉型正義的概念；接著，在概述國際上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與模式；然後，再將比較的視野拉回台灣，透過對台灣經驗的省思，試圖探尋台灣未來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的可能。
威權統治者通常將政治異議界定為「敵人」、「罪犯」與「病患」等三種身分而加以鎮壓，其中「敵人」是構成「罪犯」與「病患」的基本要素，「罪犯」則是組成「病患」的元素之一。本文討論「敵人」與「罪犯」兩種身份，解釋統治者如何使用國家暴力維持他的統治地位，並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威權統治經驗進行舉例說明。
理性中立客觀的台灣人琅琅上口的一句話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兩大黨政治人物都好爛歐」。但是不論採用何種概念定義民主，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一個活動就是人民參與參與政治過程，特別是投票，並利用選舉選出較好的官員，同時節制政治人物的行為。因此這裏隱含了一個假設，就是人民必須觀察政治人物的行為，並基於他們的行為決定要不要讓他們連任，或是要不要支持他們的同黨候選人。換言之，如果所有人都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漠不關心，那麼民主政治的課責能力（也就是透過民主機制要求政治人物對自己的行為負政治責任的能力），就有了嚴重缺陷。
剛從台中市長競選連任失利的胡志強，最近宣布將暫別政壇、走入媒體，加入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並聲稱要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帶進台灣媒體，讓媒體發揮「領頭羊」的角色，「善盡社會責任、符合社會期許」。媒體的社會責任是什麼？和一般企業的社會責任一樣嗎？台灣媒體現階段又應該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