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就過去了?民主化後的前威權法官與不正義

過去的就過去了?民主化後的前威權法官與不正義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

政治學視角下的情治機關研究:秘密警察、線民與情報能力

政治學視角下的情治機關研究:秘密警察、線民與情報能力

日前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被媒體報導過去曾擔任過國民黨政權的線民,協助威權時期的調查局監控反對運動人士,讓線民、情治機關與轉型正義等關鍵字成為近期台灣社會的熱門話題。事實上,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政府皆需要透過情治機關來蒐集情報以維持國家安全。雖然相關議題可公開研究的資料不多,但仍受到不少政治學者的關注。到底政治科學家是如何研究情治機關呢?情治機關的運作與政治、統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推薦序:美國外交思維的鐘擺效應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推薦序:美國外交思維的鐘擺效應

這本書,作者把分析對象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人道干預,一路寫到歐巴馬政府時期,中間包括:美國對中國和俄國的政策,科索沃危機,反恐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以及中東世界的衝突和阿拉伯之春等等。作者針對許多外交政策實行的個案做詳細分析,並且下了一個大膽的結論:從一九九〇年代到二〇一四年為止,美國外交政策幾乎都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