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之後至今也已經30年。學術界在研究這些新興民主國家時，發現威權繼承政黨，也就是在民主化之後，人民可以自由成立政黨時，有一群人仍然維繫民主化之前的威權政黨，可能用相同名稱、尊敬相同領袖、使用類似旗幟、繼承威權時期的政黨資源或組織架構、甚至有一些黨員還是同一群人等。在72%的新興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威權繼承政黨，也包括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不過，威權政黨之所以是威權，往往也代表著他們在民主化之前曾經血腥鎮壓過民眾，無論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PRI）、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韓國的軍政府時期、烏克蘭以前協助蘇聯的政治組織等。也是因為這些血腥鎮壓，讓人民受不了，最後才推翻威權、推動民主化。這時就出現一個政治學家思考的研究問題：假如當初人們費心費力的打敗威權政黨、推動民主化，那為何在民主化之後，還會有那麼多的威權繼承政黨？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半的威權繼承政黨成功的取得執政權，那民主化不就白忙一場？本文將從台灣的白色恐怖資料庫裡進行分析，來看過去的血腥鎮壓在國家民主化後是否還會影響選舉。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深夜無預警宣布戒嚴，雖然韓國國會在6小時內推翻戒嚴令，仍引起全球嘩然。韓國短暫的政治風波也喚起許多台灣人的記憶，上個世紀末，台澎與金馬分別經歷38年與45年的戒嚴時期，時間跨度在全球僅次於敘利亞。這段戒嚴的歷史離我們似遠若近，2024年12月25日的週三青年日講座即以「戒嚴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威脅來臨時，如何在危機中保衛民主」為題，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主持，邀請台灣民主運動影像工作者邱萬興、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特搜！台灣都市傳說》作者謝宜安以及台灣智庫輿情與民調中心主任郭玫岑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出席，共同回顧台灣是如何走出戒嚴、走向民主。
「發掘真相」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我們現在對於政治檔案的掌握還有很多在迷霧中，真的是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投入。有興趣加入卻又不知從何著手的人，《政治檔案會說話》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戒嚴時期的臺灣發生眾多政治案件，無數個人受害、家庭慘遭橫禍，受害者與家屬該如何獲知案件始末？
政治檔案的公開，點燃追查真相的希望，但同時也開啟了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的複雜面貌。不過，檔案中的記載都是事實嗎？我們能不能相信檔案？應該怎樣看待檔案？
「臺灣人的鮮血，應該流在清白的襯衫上。」這是許多白色恐怖政治犯口耳相傳的回憶中，礦業大亨劉明在獄中的義舉。在那個資源匱乏的年代，當有獄友遭槍決前夕，劉明會請家人送來乾淨的白襯衫供其換上，其中之一是因臺北市工委會案而遭槍決的醫師郭琇琮。這位被評價為仗義疏財的商界聞人，在五○年代繫獄前即活躍於政壇，在二二八事件中，他投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動員青年學生投入治安維護工作，並提供資金援助。然而，在陳翠蓮新作《重構二二八》透過耙梳檔案卻發現，劉明與其至交陳逸松，表面上是活躍於處委會的民間菁英，但同時也是為警總、保密局「運用」的人員。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來自兩個重疊的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前者是政治的恆常，後者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在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無法讓它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區共有的、可珍惜的歷史回憶？
228事件中國家暴力的施用雖暫時壓制政治衝突，卻無法徹底解決當時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疑懼與不滿。此外，1948年後國共內戰情勢逆轉，最終是以國民黨受到廣大中國人民唾棄而進入尾聲，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政府則是輾轉流亡中國各地，在1949年終至臺灣。可以想見228事件後族群關係間的疑懼與不滿，在事件後又受到國共內戰情勢的牽引而變得更為複雜。那麼，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在社會疑懼與不滿的氛圍中重建與鞏固它在台灣的政權？受到國共內戰情勢影響的台灣社會，又在國民黨政府重建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受到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嘗試以這個問題，介紹1949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