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

對加害者做法律的起訴或道德的控訴，是轉型正義的主要任務之一。不論台灣是否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的追訴，對邪惡行為的反省都是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鄂蘭「邪惡庸常化」的概念並指出，鄂蘭對納粹領導人的理解是錯誤的，她對邪惡的解釋也非常片面。艾緒曼事實上是一個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然而，鄂蘭卻指出了一個政治哲學中恆久的議題，以及所有政治體制中的公民所面對的普遍課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義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