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政治學的頂級期刊Journal of Politics中，刊載出了一篇可能讓會多數的台灣學者讀了都會感到十分訝異的文章。美國范登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博士後研究員Boyoon Lee以台灣的教科書改革為例，發現大量閱讀《認識台灣》教科書的民眾，較容易對移民抱有負面態度。這個發現與過去既有文獻認為教育能讓民眾對移民持有較正面態度的看法有所落差。因為實在太過訝異了，筆者希望透過撰寫這篇介紹，除了介紹Boyoon Lee如何研究台灣，也想提醒讀者在解讀原文結論時需格外謹慎。筆者想要提醒的是，在得出這樣的結論之前，我們必須要非常謹慎地去思考幾個問題：研究者的分析資料是如何測量的？問卷的前後問句脈絡是什麼？樣本中的受訪者在接受訪調時，台灣當時政治氛圍為何？在綜合考量這些面向之後，再回頭過來看台灣教課書改革的例子，或許、或許另一種替代性解讀方式是：《認識台灣》教科書改革形塑了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認同，因此受到《認識台灣》的教科書影響比較大的民眾，則有著較高的反中國移民情緒。
在疫情期間、選舉期間、還有每天的新聞媒體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各黨派人物爭相強調自己「愛台灣」或是「愛中華民國」，但是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呢？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台灣人或中華民國人，所以政治人物才這樣說嗎？還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強調，我們才更加自認是台灣人或中華民國人？本文的論點從政治菁英的角度出發，探討人們的愛國情感在何時會變得更濃烈。
自從台灣解嚴以來，政治科學家就不斷詢問台灣民眾跟國族認同相關的問題：「你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是中國人？還是都是？」過去30年來，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顯著增長。不過，近年來，這份認同開始在資料上呈現下滑趨勢，而本文試圖去理解這個饒富趣味的現象。
民主化後，臺灣社會的流動化及多元化更為擴大，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而在選區內做了過多的選民服務。
如今臺灣的選民已經視之為理所當然，產生了「我最大」的觀念。自我認同意識高漲的結果，往往也會帶來一些自我中心的想法。
台灣之民主、自由，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客觀認定。然而在國內，反對黨政治人物動輒批評政府獨裁、專政，比起世界公認的極權國家也不遑多讓。同樣的，台灣的防疫表現獲得世界多國媒體的讚美，但認為政府隱匿疫情、黑幕重重的國內批評者也不乏其人。這些分歧的語言只是政治話術（rhetoric）或硬拗（spin）嗎？還是一句「平行時空」便可帶過？
中國軍機頻頻進出台灣空域，美國軍艦也在台海附近活動。近日美國拜登總統派遣特使來台與蔡英文總統會談，更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在這台海危機看似一觸即發的時候，台灣民眾對中、美兩國的態度究竟如何？
台灣的人們自己是怎麼看自己和中國的關係的呢？大家如何面對民族認同的困境？我們探討了台灣公民如何看待「中華民國」之名，以及「中華民國」是否對台灣人看待台海關係的態度產生影響。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測量方式，並且把人們的統獨偏好分成兩種藍、兩種綠，以及兩種維持現狀。
最近由於美國警方的執法爭議，迅速演變為全美延燒的大規模暴力抗議，而種族衝突的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在抗議的過程中，一些民眾轉而向附近超商行搶、搬東西回家、甚至把建築物燒毀等行為也引起討論。抗議的目的不只是表達不滿，也期望可以在民主制度下逐漸改變相關的政策與法律。但暴力抗議可以達到這個效果嗎？
王甫昌研究的「族群概念史」，不同於「族群史」，不是要研究個別或多個族群（ethnic groups）本身的歷史，「族群概念史」是研究在特定脈絡下，「族群」此一概念是由誰建構、如何／為何建構、在何場域建構、如何使用等等，整個互動和變遷的歷史。王老師的研究，自然是在台灣脈絡之下的使用，時間軸大致從日本時代至西元2000年左右。
以社群主義思想聞名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艾齊歐尼在最新的一篇文章當中，討論了「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典範，他把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優質的民族主義發展，並預言香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台灣化」，也就是說，他把台灣的民族主義也歸在同一個「好的」民族主義類別。不過，到底什麼是民族主義？什麼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