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

法官審判之評議制度乃為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促使合議庭法官發揮民主審議效果，進一步達到民主可問責性。民主可問責性至少顯現在兩個地方：第一、誰有權力決定誰負責。不會因為你的身份是陪席法官就不用負責。第二、民主代表票票等值。不會因為身份是郭台銘或是鴻海的工人，就有選票上的差異。同樣的，在評議制度中，不會因為身份是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是陪席法官，而在投票上有不等值。但在現實中，評議制度的實際運作與法律規定相差甚遠。然而，司法院不願意思考如何落實評議制度，卻相反的，合理化、正當化這扭曲、不實的實際運作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