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展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

1990年代冷戰結束，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威權國家的解體。這些威權國家由於無法持續獲得來自西方國家的無償金錢援助，因此紛紛解體或是往民主的道路發展。這樣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理解：當你們是交往了好多年的伴侶，其中一方突然要出國唸書了，面對這樣的外在衝擊，你們的感情會更加的穩固還是對彼此說一句忘了你忘了我（王傑，1988）呢？

為何台灣過去沒有聯合政府？現行體制下，聯合政府的困境為何？我們認為，從我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除了偏向總統主導的憲政運作本來就很難達成聯合政府之外，政黨之間缺乏合作與協商誘因也是造成聯合政府難以產生的因素。其次，若要組成聯合政府，在現行體制下將面臨諸多挑戰，除了制度與非制度層面的因素之外，同時也需要考量組建後的政府能不能避免僵局，讓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呈現良性互動。期待未來在朝野之間與公民社會中，能夠建立廣泛且深入的對話。各界在提出「聯合政府」主張的同時，也應該正視目前缺乏制度配套與政黨互信的困境。

本書特別之處在於作者透過人類與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親身至中國長江三角洲的某個城市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除了親身參與該市環保署的日常運作，也透過問卷調查來反映出民眾對於政府的觀感與態度。

過往文獻認為，共治期間總統與總理的衝突會為一國帶來不穩定的狀態。但除了以負面觀點看待共治期間的衝突之外，總統總理的意見分歧是否有可能有正面影響？在共治期間，總統與總理的分歧對政策有何影響？而化解政策衝突的過程是否對民主有正面的助益呢？

在歐債危機結束後，隨著希臘結束紓困的日子，歐盟的經濟看似正在逐漸復甦。然而在這樣的過程裡，卻半路殺出程咬金。武漢肺炎的蔓延，讓歐盟陷入經濟下滑的困境當中。雖然各國皆有意願處理肺炎疫情，大國也對進一步整合表達支持的態度。不過一旦問題發生在經濟上，他們還會完好如初，並且共同合作邁向整合嗎？

近期面對武漢肺炎人心惶惶，歐盟會員國確診人數逐漸提高。在歐盟制度化的架構之下，對於如何處理危機，各國與歐盟機構在政治上也尚未達成協議，而且很可能在解決方法想出來之前，就已經對於歐盟的經濟、公共衛生、社會福利與安全等方面造成重大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