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智新

過往的歷史通常是寫著領導人與政治菁英間的觥籌交錯、運籌帷幄，晚近我們開始對於一般大眾的生活感到興趣，而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視角介於兩者的中間，它記載著獨裁者的廚師們，以一般人的、非政治菁英的眼光，述說自己的生活，同時近距離描寫著對這些獨裁者的觀察。

公投在台灣一直都是個很流行的議題，很多人相信有公投的權力，人民才能夠真的當家做主，更認為公投是越多越好。但是從近期國際上的一些經驗，例如英國的脫歐公投，許多專家認為公投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民主」；而更久以前，美國的國父們就對於直接民主充滿了不信任，認為它可能帶來「多數霸權」（Tyranny by majority）。本文整理一些政治經濟學上的主張，討論我們到底要多麼支持公投、什麼時候該公投。

2017年9月20日，西班牙警方在巴賽隆納逮捕了14名加泰隆尼亞官員。隨著預計於十月1日舉行的公投日益接近，加泰隆尼亞政府與西班牙政府間的衝突也在這幾週日漸升高。加泰隆尼亞人將在這場公投決定要留在西班牙還是成為獨立國家。許多朋友和同事都相當好奇：「為什麼西班牙政府要那麼強硬的不讓你們（加泰隆尼亞人）投自決公投？蘇格蘭不才剛投過嗎？」而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加泰隆尼亞那麼堅持一定要舉行獨立公投？一定有其他方案吧？」

檢察官提供的訊息對於法官的決定有多大的影響呢？若是僅依賴單一訊息來源進行決策，我們的決定會多大程度上受到這訊息來源操縱？本文以貝氏機率的概念，分析訊息「提供者」能否透過操弄訊息影響訊息「接受者」的決策。

理性中立客觀的台灣人琅琅上口的一句話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兩大黨政治人物都好爛歐」。但是不論採用何種概念定義民主，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一個活動就是人民參與參與政治過程，特別是投票，並利用選舉選出較好的官員，同時節制政治人物的行為。因此這裏隱含了一個假設，就是人民必須觀察政治人物的行為，並基於他們的行為決定要不要讓他們連任，或是要不要支持他們的同黨候選人。換言之，如果所有人都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漠不關心，那麼民主政治的課責能力（也就是透過民主機制要求政治人物對自己的行為負政治責任的能力），就有了嚴重缺陷。

很多人常常認為政治是骯髒的，政治人物專門在密室裡面做圖利自己、圖利財團的交易，所以，只要政治人物不黑箱，所有的東西攤在陽光下，讓有知識的選民認真監督，民主政治就一定會更好，好像這麼一來就能做出優秀的政治決策。

這篇文章不是要否定公開資訊能帶給民主政治好處，而是認為在追求高品質的民主治理時，我們需要針對各種「透明化主張」進行更深入的思考，例如央行的貨幣政策的決策過程不適合完全透明，外交談判必然需要一些秘密性，而最近廣受討論的市府首長人事是否應讓大眾參與決策、過程保持一切透明，都值得進一步討論。特別要強調的是，本文要討論的是資訊是否應該「立即」透明，而非資訊是否該「永遠」不透明，畢竟就算機密資訊也有解密的時候。

香港佔領中環、罷課等抗爭行動，追求的是讓香港人擁有符合國際定義的特首普選權。這次的抗爭與其說是奪回人民權利，不如說是要求中國政府讓出權力。但是，要掌權者還權於民、讓出權力，一定要提供足夠誘因，或者要給予「有感威脅」，不然就是直接革命改變體制。

本文將介紹一些政治學上關於「開放選舉權」的研究成果。從傳統民主國家的經驗可以發現，爭取選舉權即使在這些民主國家的脈絡下都是漫漫長路，更何況是在「中國特色的民主共和國統治」的狀況下呢！

英格蘭和蘇格蘭成為一個國家已經有超過三百年歷史，蘇格蘭為什麼要發起獨立公投呢？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不同，蘇格蘭獨立運動主張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傳統的種族民族主義，而是公民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認定民族成員的標準不在於血緣，而在於成員是不是認同一地方公民社會的價值觀、是否願意參與公民社會活動，因此蘇格蘭獨立運動的推動運作方式，特別值得我們反思。如果台灣認真追求成為一個正常化的獨立國家，發展公民民族主義或許是一條相當有說服力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