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的納札爾巴夫大學發表演講，援引古代中國漢朝張騫兩次出使中亞為例，倡議用創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畫的濫觴。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說提到，15世紀明代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證明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合起來稱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遍布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共計154個國家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畫提供給合作的國家基礎建設和發展資金的目標，是可以幫助這些國家改善交通和生活的品質並促進經濟成長。然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國家也出現債務高築或是以領土租借給中國以抵債的悲慘狀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為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執行會出現挑戰面和陰暗面、一帶一路倡議產生最多負面衝擊的國家以及中國如何透過一帶一路的計畫來達成其地緣政治利益和可能遭受的挑戰。
最近筆者受國際期刊編輯的邀請，為康培莊（John F. Copper）教授的新書Taiwan’s Presidents: Profiles of the Majestic Six寫書評。本書透過訪談、個人紀錄、以及資料分析，為台灣的六任總統做紀錄以及評論，從兩蔣時期一直到蔡英文（不含中間短暫接手的嚴家淦）。不管從政治學或者歷史學的觀點切入，這本書都會提供台灣研究一個很好的素材。而本書作者最特別之處在於，在作者序就開宗明義特別強調，作者本人親自見過這六位總統，因此可以提供很不錯的第一手觀察。作者指出，本書的目的是要解析六位總統獲得權力的過程、執政時面對的重大挑戰，以及分析他們執政的成績，做一個功過的評比。
「台灣不屬於中國」這句話不是在「搞台獨」，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而且我們認為台灣人都應該很清楚了解這些基本的事實與歷史事件。適逢二次大戰的「終戰」80週年，此時對岸政權舉行一個盛大閱兵儀式，宣稱紀念抗戰勝利，然後一貫地把「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放在同一個敘事框架當中，我們必須要清楚認知中共是怎麼樣建構起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一中原則，以及到底歷史與國際法的真實狀況為何。
在之前的文章〈從德義兩國總統看內閣制虛位元首的迷思〉當中，筆者介紹過許友芳與蘇子喬兩位學者對於不同的內閣制制度的探討，表明如果臺灣要改變憲政體制，其制度設計是相當複雜的：不是每個內閣制都具有一樣的特徵。但下一個問題接踵而至：就算我們費盡心力設計好了一個新的制度，不代表它可行：可欲的（desirable）制度，不見得是可行的（feasible）制度。這次，我則藉由蘇子喬教授於2010年於《東吳政治學報》上發表的研究，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在這篇研究中，蘇子喬教授旨在回答一個問題：我們的憲政體制是如何發展成如今這樣的？它是如何被選擇的？
「倒閣」的聲音去(2024)年就有人提過，但引起的討論不多。最近在「大罷免」的風潮之下，已經有好幾個選區傳出第二階段連署達標的消息，而中國國民黨這邊推出罷免反制，卻衍伸出「死亡連署」問題引起關注（死亡連署指的是送出的連署書中有連署人在連署前已過世)，其中又以罷綠委團體比例及涉案件數最高。國民黨多個地方黨部因而遭到檢調搜索偽造連署書的行為，引起國民黨強烈不滿，發動包圍檢調抗議。台北市長蔣萬安更開出第一槍，拋出立法院應該考慮推動「倒閣」，促使國會改選。
班．安塞爾教授是全球知名比較政治學者，他曾在許多政治學頂尖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並著有多本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的學術專著。如今，他在取得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學位近20年後，出版了這部科普作品《政治為什麼會失敗》，集結了其學術洞見之精華，不但非政治學專業的讀者可以一窺當代政治學研究之堂奧，而且社會科學背景的讀者也能複習我們苦思難解的政治社會問題。對於初學政治學的同學來說，更是重要的啟蒙讀物。最重要的是，所有讀者皆能透過閱讀這本書，思考當前社會問題的起源及其解方。這對於認清政治制度的局限及思考未來有相當重要的啟發。
《政治為什麼會失敗》是一本充滿野心的政策改革指南。本書直接瞄準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所面對的五個最重大的問題，包括政治極化、經濟重分配、國族認同、國際安全與經濟發展，來進行全盤的檢討。這五個議題本身都並不新，許多甚至隨著人類文明萌芽時就已經出現了。然而，隨著人類的經濟發展程度增加、全球化、通訊科技加強、全球暖化上升，以及人工智慧的出現，都讓這五個議題的嚴重程度與影響範圍都越來越無法忽視。縱貫全書，作者上山下海，援引了古今中外世界各地的例子，也包括了台灣的網路民主發展，來說明這些人類文明問題的普遍性。這些隨著人類文明、經濟與科技發展而產生的問題，如同慢性病一樣，一步步加重讓整個人類社會病入膏肓，再不處理，恐怕就會造成無可回復的損害。然而，這些問題既然跟慢性病一樣的根深柢固，也意謂著並沒有什麼一蹴可幾的方法來輕易根除這些毛病。當現代人有三高時，醫生的建議是讓人慢慢改變生活習慣、調整體質。同樣地，當人類社會這些重大議題日漸嚴重時，這本書的作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供了一帖藥：用民主的方式調整制度。
在19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之後至今也已經30年。學術界在研究這些新興民主國家時，發現威權繼承政黨，也就是在民主化之後，人民可以自由成立政黨時，有一群人仍然維繫民主化之前的威權政黨，可能用相同名稱、尊敬相同領袖、使用類似旗幟、繼承威權時期的政黨資源或組織架構、甚至有一些黨員還是同一群人等。在72%的新興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威權繼承政黨，也包括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不過，威權政黨之所以是威權，往往也代表著他們在民主化之前曾經血腥鎮壓過民眾，無論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PRI）、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韓國的軍政府時期、烏克蘭以前協助蘇聯的政治組織等。也是因為這些血腥鎮壓，讓人民受不了，最後才推翻威權、推動民主化。這時就出現一個政治學家思考的研究問題：假如當初人們費心費力的打敗威權政黨、推動民主化，那為何在民主化之後，還會有那麼多的威權繼承政黨？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半的威權繼承政黨成功的取得執政權，那民主化不就白忙一場？本文將從台灣的白色恐怖資料庫裡進行分析，來看過去的血腥鎮壓在國家民主化後是否還會影響選舉。
長久以來內閣制和總統制是全球較居優勢的兩種體制，並且由英國和美國分別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不過，世局多變，到了二十世紀末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進入尾聲，一時間湧現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三十多個半總統制國家，這造成憲政體制全球版圖的大變動。傳統上憲政體制的二元競爭，轉換為「總統制、議會制、半總統制」三分天下的新局面。時序再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最新情況又是如何？鼎足而立的當代政府體制類型分佈，是否維持不變？憲政體制的選擇與定位，是一項具有濃厚的規範性價值問題，也一直是台灣憲政發展中持續爭論的重要實務課題。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設計和其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是國際政治學界研究的焦點，而且這個議題至今仍然充滿活力。儘管已有大量相關文獻，但對於本世紀最新的全球發展趨勢的系統性觀察，仍顯不足，這限制了我們對實務的理解和理論的發展。作者想要藉此和讀者分享個人最新的觀察。
1990年代冷戰結束，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威權國家的解體。這些威權國家由於無法持續獲得來自西方國家的無償金錢援助，因此紛紛解體或是往民主的道路發展。這樣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理解：當你們是交往了好多年的伴侶，其中一方突然要出國唸書了，面對這樣的外在衝擊，你們的感情會更加的穩固還是對彼此說一句忘了你忘了我（王傑，1988）呢？